郑永年: 中共可以重拾人民的信心和信任吗？

郑永年: 中共可以重拾人民的信心和信任吗？
（2013-01-08）
郑永年
专栏
　　中共十八大之后，“中国向何处去？”一直是人们所关切的。中国旧时有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一说。很自然，人们期待着新一届领导人的这“三把火”会是什么？能否“烧”得起来？“烧”到什么程度？这里，“新”既包括新的政策，也包括如何用“新”的方式把一些既定的政策推行下去。这些方面当然值得观察，也有待于观察。
　　不过，敏锐的观察家已经观察到，中共新领导层可能正在做一件超越具体政策和政策执行、也更为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，努力营造中国政治的一种新风气和新环境。这种新风气和新环境是什么？一句话，打开城门，走向民众。作为执政党，今天中共面临无穷的问题、无穷的挑战，甚至无穷的危机。但是无论是问题、挑战还是危机，其症结就是执政党正在失去人民的信心和信任。信心和信任危机的深刻性即使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，但确实是很多人能深切地感觉得到的。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执政党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把中国从一个***时代极端贫穷的国家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有效地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，但执政党及其政府同人民的信任关系也已经降到了新低点。今天的中国社会，深度的仇官氛围到处蔓延，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实际行为中。社会几乎已经假定，没有一个官员是好的；只要用心挖掘，就可以挖到任何一位官员的***行为或者其它丑闻。在网络上，人们一直在发掘每一位官员的丑闻，找寻对官员表达不满的机会。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如此，很少有人会去同情官员的各种“遭遇”，无论是官员个人还是官员的家庭。
“刁民”是“刁官”的产物
　　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形？这并不是因为一些官员所认为的，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“刁民社会”；恰恰相反，官民之间的这种高度对立是官员本身所造成的。即使是“刁民”，也是“刁官”的产物。究其制度根源，这种对立可以说是执政党“城堡政治”所造就的。
　　什么叫“城堡政治”？1957年，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还很风光，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副总统的吉拉斯（Milovan Djilas）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名为《新阶级》的书，像一个炸弹，引发了政治界广泛而持续的大讨论。在书中，吉拉斯批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模式，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已经异化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，掌权的官僚集团变成了“新阶级”，即“特权阶层”。这种“新阶级”对***政权的影响是致命性的，它把这个阶层和社会有效地隔离开来，把本来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的***人，异化成为社会的“敌人”。尽管像吉拉斯那样的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了***体制的这个致命弱点，但那里的政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来纠正这种制度弊端。吉拉斯以言获罪，而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最终也没有逃脱解体的命运。
　　有趣的是，这本书对当时的中国***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***对党内这种“新阶级”产生的情形有深刻的认识，对党内官僚主义极其痛恨。可惜的是，***没有走制度改革的道路。相反，他把这种其称之为“党内走资派”的存在，作为其“继续革命”的理由，走了一条通过群众动员的“大民主”道路，希望用“阶级斗争”的方式来消除“新阶级”。这种“大民主”的方式，使得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极度政治化，最终也同样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。
“城堡”产生无穷弊端
　尽管时代不同了，今天中国所存在的“城堡政治”，和吉拉斯所说的“新阶级”有很多类似之处，只不过是在两者之间，就它们各自的基础来说，有些差异。吉拉斯所论述的是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情形，即“特权阶层”通过垄断国家权力，实际占有、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，从而形成“新阶级”。今天中国所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。但是，市场经济并不妨碍类似的“特权阶层”的形成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对中国的“特权阶层”来说，在占有和享有社会财富的过程中，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来得更有效。只不过这个“特权阶层”的范围，远较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要广得多，不仅包括政府官僚，也包括企业界。在今天的中国，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，都是积聚更多权力和更多财富的有效手段。
　　今天中国的政府官员，一直在享受着方方面面的特殊权利，包括社会保障、食品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为自己构筑了一座又一座的社会经济“城堡”，在这些“城堡”内部，他们过着和一般社会大众大不一样的生活。在政治层面来说，这些人为筑成的“城堡”，已经产生了无穷的弊端。
　　第一，这些特权使得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改革动机。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，甚至越改革越有问题，主要是因为改革者（也就是政府官员）已经有了优质的“公共服务”，而与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公共服务毫无关联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官员不用从市场购房，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治理房地产市场；如果官员看病不需要花钱或者花钱不多，他们就不会有动力进行有效的医疗改革；如果官员吃的食品不用从市场上购买，他们就不会尽力去监管食品市场；如果官员有条件送孩子到国外读书，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改革教育制度，等等。
　　第二，这些“城堡”一直在大量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。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（甚至是大部分）都流向这些“小城堡”，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，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。就是说，这些“城堡”的存在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平。
　　第三，最为重要的是，官员们生活在“城堡”中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，和老百姓隔离开来。官员们不关心社会，也不了解社会。即使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呼吁党政官员和社会的关联，但并没有制度机制提供干部官员有动力去这样做。
　　这种情况就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同社会、人民之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也使得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有钱有势者能够通过市场机制为自己积聚财富，但同时因为生活在“城堡”内部，无需承担市场社会所带来的所有风险。相反，普通老百姓得不到市场的任何好处，在市场上任人宰割，还需要承担市场所带来的所有风险。城堡之外的人民对城堡内部的官员高度不信任，前者对后者没有认同度，并不把后者视为是自己的一部分；相反，往往把后者视为是自己的“对立面”。
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们对官员所能进行的改革，更是没有一丁点信心。多年来，尽管人们一直在强调改革、改革和改革，但为什么改革总是推行不下去呢？在城堡内外分隔的情况下，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难回答。
　　改革政策执行不下去，大致上说有三种情形。第一，在一些场合，因为人民不信任，改革政策遭到社会的抵制。很多所谓的改革政策，就是官僚既得利益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推出来的，社会对一项特定的政策是否能够造福自己，有自己的判断能力。事实上，在基本信任缺失的情况下，即使一项改革是有利于社会的，社会也会加以抵制。第二，在另一些场合，官僚既得利益不想推动改革，因为如上所说，他们自己已经在“城堡”内部拥有了一切。并且，他们躲在城堡内部，人民对他们不能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。第三，还有更多的场合就是改革缺少动力，一方面是既得利益的抵制，另一方面改革者又很难动员社会的力量来支持改革。
　　无论是既得利益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，还是为了社会利益的改革因为缺少信任而被社会抵制，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信任度和信心越来越低。不过，众多的社会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而得到解决的，并且中国社会也早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。这样，社会就开始出现“围城”的现象。可以说，“围城”是“城堡现象”的必然产物。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内部，通过各种机制例，如市场和权力，来转移社会创造的财富，导致高度的社会分化。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，必然是高度对立的社会。
大力反腐整治“城堡”政治
诚然，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些现象的发生。实际上，这也就是这些年来，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发生“颜色革命”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所谓的“颜色革命”表面上看好像有外部力量的推动，但实际上是这些社会内部政权和人民之间矛盾的产物。在这些社会，当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激化到一个高度，一个小小的事件最终可以导致整个政权的解体。
　　如何缓解甚至避免“围城”现象？这是中共作为整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。很显然，在社会对执政党严重缺失信心和信任的情况下，要推动改革，首先就必须为改革营造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政治环境。营造这样一种有利的环境并不复杂。一是要整治“城堡”内部政治，二是要打开“城门”，走向社会。整治“城堡”政治就是要大力反***，不论是官员个人的***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***。***对执政党的负面影响无需再多论说。古今中外，很多政权的垮台都是始于***。反***既为了重新确立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，也是为了执政党重拾人民的信心和信任。要重拾人民的信心和信任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开城门，走出“城堡”，让执政党重新成为老百姓的一部分。要避免老百姓来“围城”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主动走出城门，甚至拆掉城门，走向社会，和社会建立有机联系。
　　无论是整治城堡内部政治，还是打开城门，走向社会，中国新领导层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尽管要往这个方向走下并不容易，但这是改革的前提，无论是乐意还是不乐意，是主动还是被动，必须走下去。很显然，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问题、应付挑战和危机。如果说“不改革”最终就会出现革命的局面，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新领导层已经把改革提高到“一场深刻革命”的程度。
　　这是继邓小平于1980年代把改革定位为中国的“第二次革命”之后，对改革高度的再一次强调。未来改革的道路不会平坦，但只有改革才能避免革命。这是千古真理。
　　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